作者戴笠
房产税是一种“劫富济贫”税，这已经是目前各界的一个共识，可以说对于收入分配中产生的不公正是有很大的纠正作用的。
中国人一直以来很喜欢买房置业，现在有很多的人持有至少两套房子，对存量房征税可以说还是能够扩大政府财源的，尤其是现在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锐减的情况下，此外也会对房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可谓是“一石两鸟”。
因此个人也建议国家尽快开征房地产税，把这些税款专款专用以改善民生，譬如医疗、教育和农村的短板。虽然这可能短时期也会导致土地价格的下行，但长痛不如短痛，而且也不能把房地产泡沫这样的烂摊子留给后代，这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但2023年或者是2024年开征房产税似乎还是有点早，目前连立法都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进展，更不用说具体的实施了。
11月的第一个经济指标PMI数据超预期回落，显示受疫情波动影响较大，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要宏观政策加力稳增长。近期，央行、银保监会出台金融支持房地产16条措施、央行宣布全面降准、发改委督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的基建项目尽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等政策陆续出台。
2022年底的政策东风已经形成，明年虽然仍有各种不确定性，但国内低通胀和海外大幅紧缩放缓，也显现出了转机。如本期嘉宾所言，需求很难自动恢复，需要大规模政策进一步唤醒，而重点领域复苏也需要系统性疏解，这可能是明年政策的重中之重。
明年经济增长目标如何设定？房地产和消费两大重要板块明年复苏希望如何？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还有哪些空间？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如何辩证认识短期政策和长期目标？为什么说服务业目前相比制造业还有不少限制？如何突破这些限制？金融支持房地产“16条”出台，房地产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张军的主要观点：
考虑基数原因 明年4.5%~5%的经济增长区间会相当不错
消费和房地产都需要系统性疏解政策
需求很难自动恢复到正常状态 需要更大规模政策唤醒
短期问题不能太纠结 否则长期可能更糟糕
服务业缺少像制造业一样的系统政策支持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日益模糊
房地产不能再走“独木桥” 要走“阳关道”
房产税改革不能拖延 要尽快拍板
房地产复苏与消费复苏高度正相关
购房往往派生出大量耐用品消费
考虑基数原因明年4.5%~5%的
经济增长区间会相当不错
第一财经：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随着最近《优化防疫政策20条》、金融支持房地产“16条”、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落地，中国经济恢复的有利条件正在增加，明年经济增长的目标如何设定？
张军：你既要考虑过去两年的情形，也要考虑接下来一两年国际国内的情况、条件发生了可能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过去五六年时间，你看它的平均值其实基本上就是在5.5%左右，所以明年考虑到今年的实际的增长可能基数又低了一些。去年是有8%左右的增长基数，所以今年的基数这个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今年增长我觉得不可能冲到5%、6%的。再加上受到疫情冲击，所以今年有个3%、4%我觉得已经是相当好了。
那么所以今年的基数低了，明年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因为基数低的原因，那么同比的增长可能会略微高一些，所以我觉得明年比如说能够定个4.5%，甚至于略高一点，比如4.5%-5%这个区间我觉得也还是相当不错的。
消费和房地产都需要系统性疏解政策
第一财经：房地产和消费也是我们最关注的两个重要板块，您认为这两个板块明年会有明显的复苏吗？
张军：我觉得其实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年两会，其实今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会讨论这个问题，要为明年的经济形势要做研判，然后要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基调，给出一个大的框架。所以我们可以预测一下，考虑到现在不确定性的情况，考虑到疫情的多点反复，其实很显然你需要有整体的政策调整。因为这个政策整体的调整意味着说我们在面对当下需求收缩的这样一个局面之下，你要拿出一些重磅的政策，否则的话需求收缩的趋势很难得到逆转。
过去两年因为疫情原因，其实我们讨论了很多政策，但是实际上没有进入到决策层的政策包里面。比如说对低收入家庭的大规模消费的补贴、消费的刺激政策，比如说按家庭为单位的这种我们说消费券也好，现金的补助也好，这些其实就整体上都没有做。
房地产现在的问题，因为过去两年我们看到房地产的状况是很令人担心的。因为大量的债务拖累，使得这个行业要走出它的目前的这种困难局面，那么只能靠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来疏解。比如说我们讨论了很多年的房产税是不是我们实质性地要拿出来。房产税拿出来不是一个单一的政策，而是它需要一个整体的有关房地产供求双方的政策的一个系统的改革。所以我的意思说你现在在边际上去调整一些政策，对明年的经济的影响都不会很大。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重磅的政策，或者说有一些重大的改变。
需求很难自动恢复到正常状
需要更大规模政策唤醒
第一财经：如果疫情得到根本控制，消费就会回到以往的水平了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不光是在疫情期间，正常时间里，中国居民的储蓄率也是相对偏高的，如何进一步挖掘空间推进消费复苏？
张军：储蓄率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经济变化的影响。我想疫情的冲击它是一个外生的因素，它将来会减弱，甚至于将来疫情的冲击会基本上对我们消费不再成为一个影响。比如我们将来慢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社交的状态之后，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家庭的收入减少了，实质性的减少。收入的预期降低了，就业机会发生了变化。所以我想即便把疫情的冲击拿掉，我想这个也不能自动让我们的整个经济在需求层面上短期回到2018年那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里面还需要有更大规模的政府支持性的政策、刺激政策。
所以我们未来我想如果要让经济有一个比较持续的稳健的恢复，甚至于能尽快回到一个正常的状况，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要把不确定性一定要降到最低；第二个我们还是要拿出一些重磅的政策，需要一些国家层面的干预政策，来慢慢的唤醒，在过去几年当中被压抑的这样一些认知，我认为才有可能产生一些效果。
短期问题不能太纠
否则长期可能更糟糕
第一财经：发不发消费券，其实是经济学界一直比较关注的话题。有人认为短期刺激可能达不到长期经济复苏的这样一个目的，而且现在老百姓的预防性储蓄也在增多。也有人认为任何一分钱如果都补贴到企业，最终还是要增加生产，增加了之后还是供给过剩，还是消费不足。您怎么看？
张军：对，其实这就是一个短期跟长期的一个辩证关系问题。因为长期不好，如果你短期不去做一些刺激的话，它长期更加不会好。所以就是说我其实短期做一些高能的刺激，它可能是有代价的。但是它一旦能够把信心恢复起来，整个市场对经济有更好的一个预期的话，那么后面的整个经济的恢复，也会慢慢来消化早期刺激当中付出去的那些代价。所以我认为短期的问题我们不能太纠结，因为太纠结短期你长期的事情可能会更加糟糕。
所以我想消费券也好或者消费补贴也好，短期里面我们财政是困难，我还是要做一些甚至我要付出一些通胀的代价。况且现在通胀其实还是比较低的，我付出一些通胀的代价，等到经济起来了，整个经济进入到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状况以后，其实通胀的代价是慢慢可以消化掉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辩证的逻辑，不然的话这是个死结。
服务业缺少像制造业一样的
系统政策支持
第一财经：您提到过您之前的一个研究，发现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潜力很大，但是现在很多服务业没有得到很好的鼓励与支持，发展不尽人意，有些领域还是受到了一些限制，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怎么去突破这些？
张军：这是一个大的概念，非常大的概念。我们有传统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有生产性的服务，今天的服务业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
服务业按照传统的衡量的话，好像它没有效率的。因为它的成本越来越贵，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制造业的话生产率高，你知道它的整个生产成本会降低，服务业其实它效率越高的话，它的生产成本越贵，也就是它投入成本越贵，因为它需要的更高端的人，那么他们这些人他的收入会更高，所以首先跟制造业的不同，我觉得我们要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服务业不需要发展。
事实上服务业必须是像我们沿海的发达地区，必须是要转向服务业的发展，这从附加值角度来讲，这个是附加值提升最快的领域，要比制造业要来得更快，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要发展。但政策上我认为对服务业，我们现在还缺少一个像我们针对制造业那样子的一个比较系统的支持性的政策。无论在税收，在土地，比如说人才，在金融支持，在各个方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对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集成的政策。
而且制造业需要靠服务业。比如说现在我们大量的制造业都是要靠平台，没有平台，制造业它现在都活不下去的，所以平台你说它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制造业的一个延伸。所以都没有关系，反过来你可以把制造业看成服务业的一个延伸。我想这些都是在100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那时候你可以严格的定义三个产业，今天我觉得都不太容易定义。
所以我也不是很主张，就是说地方政府老是去纠结在是搞服务业还是搞制造业。从市场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没必要区分你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最重要的我们看你的增加值，看你附加值是最重要的，附加值就是GDP。所以这个逻辑想通了，我认为我们就应该出台更多的支持服务业发展的这样系统的政策。
第一财经：尤其是我们看到在疫情期间受损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就是服务业，如何能让服务业在面临风险和困难的时候更加有韧性？
张军：服务业因为我觉得从技术上讲，它可以数字化，它可以平台化，很多活动，很多服务的提供者，他可以在家里办公，他可以在网络上来开展它的活动。所以我认为供给方面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他的客户在哪里？
因为服务业它需要客户，所以可能对大量的服务业来讲，实际上现在面临的困难的环境主要是由需求侧造成的，对供给侧的影响相对来说更弱一些。所以我想未来如果我们的整个的防疫政策有系统的调整，整个社会逐步恢复到一个正常社交的状态，我认为我们的服务业不会有太大的这样一个问题。
房产税改革不能拖延
要尽快拍板
第一财经：金融支持房地产“16条”出台以后会对房地产有怎样的影响？
张军：我觉得所有这些影响都是可能边际上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东西的改变其实都是两阶条件的改变，那么一阶条件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不希望房地产走独木桥，要从过去大家都走“独木桥”，要转变成“阳关道”，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满足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中国百姓的这样对房地产的需求，这个是中国房地产未来的一个很大的结构的变化。当然从需求侧来讲，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太复杂，各种税费太复杂，将来你就是房产税，那么你需要把其他东西都要整合掉。我认为这个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现在我们有很多方面其实讨论的都已经足够多，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拍板，不要拖延，改革是不能拖延的。
购房往往派生出大量耐用品消费
第一财经：如果房地产出现复苏，是否对消费也有积极的意义？
张军：对，因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房地产市场的复苏跟我们整个消费的增长是高度正相关的。因为这个里面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对房地产的观望，使得它会继续为购房来进行储蓄。所以他在短期的、当期的消费指数上面一定会受到挤压。
另外一方面，如果房地产市场恢复了，那么很多家庭的积蓄都会拿出来作为首贷，然后去进行购房的支出，那么购房的支出会派生出大量的对耐用品，对装修等各方面的消费支出，所以它其实会产生联动的这样一个效应。那么现在现在大家不买房的话，他这些钱也不见得会去购买当期的这些消费品，因为基本的消费其实是能保障，最重要的是耐用品的消费，高端的这些消费品，那么它往往都是跟你的住房有关系。
